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,禹的父亲鲧在治水过程中失败后,帝舜决定派遣大禹继续接管治水的任务。同时,他还任命了伯益和后稷为辅佐者,其中周人始祖后稷负责提供后勤保障,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帮助大禹最终成功治水。然而,问题的关键在于,后稷似乎生活在陕北、陕西西部,甚至甘肃一带,这些地方距离中原较为遥远。那么,他为什么会不远千里来到中原辅佐大禹治水呢?
山西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,这不仅揭开了周人起源的谜团,还揭示了帝尧后代的悲惨结局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提到“尧都也,在平河之阳”,即今天的晋南临汾盆地一带,丹朱作为尧的传说之子,最初的居住地应当是在“尧都平阳”附近。上世纪70年代,在山西临汾襄汾县汾河岸边的临汾盆地,考古学家确实发现了“陶寺遗址”,并经过多方考证,普遍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“帝尧之都”。
然而,陶寺遗址的晚期,即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,却存在两个极为反常的现象。首先,遗址内有大量暴力屠杀、女性受害、疯狂毁墓等极端事件发生,且临汾下靳墓地、芮城清凉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几乎被全部摧毁。这些显然是外来侵略者的暴行。其次,锶同位素研究表明,陶寺遗址晚期的外来人口占比超过了70%。显然,这背后曾发生过一场部落间的残酷战争,陶寺部落在战争中战败,大部分人被杀害或沦为奴隶,而战胜者则迁移了大量外来人口。
展开剩余74%但问题在于,这一切的暴力背后究竟是谁导致的呢?现代考古研究已找到了答案:正是“老虎山文化”的先民。在1980年,考古学家在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发现了老虎山遗址,这里出土了独特的双鋬鬲、细石器镞和卜骨等文化遗物。随后,考古学家在陕北、内蒙古中南部、山西中北部、河北西北部等地也发现了相似的文化遗迹,这一文化便被学术界命名为“老虎山文化”。
大约4100年前,北方的气候变得干冷,尤其是内蒙古的岱海地区,老虎山文化的聚落突然消失,而与此同时,黄河中下游地区却开始出现了老虎山文化的痕迹。这一变化表明,老虎山文化的居民开始向南扩展。陶寺遗址的剧变发生在这一时期,原本没有双鋬鬲的陶寺遗址,突然大量出现了这种器物,这意味着陶寺遗址被老虎山文化的部落攻占,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。通过对考古细节的比对,学者们发现,陶寺遗址晚期的文化与山西中北部的忻州游邀遗址文化非常相似,这表明老虎山文化中的忻州游邀部落击败了陶寺的原住民。
值得一提的是,陶寺文化和老虎山文化,实际上都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分支,它们都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演变而来的,属于“华夏联盟”的一部分。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,王湾三期遗址可能是大禹部落的故址,而北豳地区则是周人祖先公刘的落脚地。周人的迁徙路线由此得以揭示,最终古公亶父从豳地迁徙到岐山周原。
那么,老虎山文化是否曾在史书上留下记载呢?《古本竹书纪年》提到“后稷放帝朱于丹水”,即“稷放丹朱”,这个记载正是指后稷占领陶寺遗址的事件。帝尧的儿子丹朱,天然是尧都陶寺的继承人,但他被后稷“放”于丹水(即豫西南地区),这一行为显示后稷已经占领了陶寺遗址。
因此,可以推测,周人始祖后稷的起源地应位于忻州游邀遗址,即山西中北部地区。大约在4100年前,干冷的气候促使后稷部落南下,并攻占了帝尧的故都陶寺遗址,成功驱逐了丹朱。周人随即在陶寺定居,而这一事件正是“稷放丹朱”的历史背景。
这个事件的发生,似乎与大禹征三苗的时机巧妙重合。值得注意的是,大禹与后稷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深层次的联系,甚至可能是事先的某种约定。由于后稷占领陶寺遗址离洛阳(大禹的势力中心)不远,因此双方的沟通和合作相对容易,后稷才能够辅佐大禹治水,并参与“禹征三苗”的行动。如果后稷部落真的位于陕西西部或甘肃等偏远地区,他们就很难参与到中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了。
陶寺遗址的文化延续了300年,但在距今约3800年时,突然消失,周人开始向西北迁移。《国语·周语》记载了后稷早期的历史,提到周人曾为夏朝的臣民,并在夏朝衰落后,“自窜于戎狄之间”。这种迁徙,或许正是周人不窋部落西迁的根源。
数百年后,商朝灭亡,周朝的建立为周人开创了新纪元,古公亶父的迁岐定居标志着周朝基业的奠定。周人一度自称“我有夏”,以此表达他们对夏朝的继承和对夏文化的尊崇,并以此强调自己并非“蛮夷”。这也表明,周人在陶寺时期与夏人之间有过深厚的合作与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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